敦煌，位于河西走廊最西端的大漠戈壁深处，距今已有2000多年的历史，自古以来就是多民族、多文化交融互通之地，“丝绸之路”经过这里，将世界上最古老的四大文明古国——中国、古印度、古埃及和古巴比伦连接起来，佛教、基督教、伊斯兰教在这条古道之上传播，而敦煌莫高窟正是丝绸之路文明交流与融合的历史见证。为了让莫高窟这颗丝绸之路上最璀璨的明珠重放光彩，75年来，以常书鸿、段文杰、樊锦诗为代表的几代莫高窟人汇聚敦煌、扎根大漠、薪火相传，从1944年成立国立敦煌艺术研究所，结束了近500年无人管理的状况，到1950年改组为敦煌文物研究所，再到1984年扩建为敦煌研究院至今，几代莫高窟人凭借着以智慧和汗水积淀形成的坚守大漠、甘于奉献、勇于担当、开拓进取的“莫高精神”，择一事终一生，代代传承，开创基业，在人类文化遗产保护、研究和弘扬事业中取得了令世人瞩目的成就。
敦煌研究院先后被评为“全国文化先进集体”“全国文物安全保卫先进集体”“中国世界遗产保护管理先进单位”“敦煌文物保护研究特殊贡献奖”“全省文物工作先进集体”“全省先进基层党组织”“全省引进国外智力工作先进集体”“甘肃省人民政府质量奖”“亚洲质量创新奖”“第三届中国质量奖”“2019‘工行杯’感动甘肃·陇人骄子”等，文物保护利用等科研项目多次获得国家科技进步奖和甘肃省科技进步奖，敦煌莫高窟也多次被中宣部命名为“全国爱国主义教育示范基地”。同时，也涌现出了一大批诸如“敦煌守护神”常书鸿、“敦煌艺术导师”段文杰、“敦煌的女儿”樊锦诗、“四个一批”人才王旭东、“大国工匠”李云鹤、“第四届甘肃省中青年德艺双馨文艺工作者”吴健、甘肃省“三八红旗手”李萍等一大批默默耕耘的“莫高儿女”。樊锦诗更是被授予“改革先锋”“最美奋斗者”荣誉称号和“文物保护杰出贡献者”国家荣誉称号。
2019年8月19日，习近平总书记来到敦煌莫高窟考察了解莫高窟历史沿革和文物保护研究情况，走进洞窟察看历史悠久的彩塑、壁画。接着来到敦煌研究院，察看珍藏文物和学术成果展示，听取文物保护和研究、弘扬优秀历史文化情况介绍，并同有关专家、学者和文化单位代表座谈，发表了重要讲话，对敦煌文化保护研究工作表示了肯定，同时也对敦煌文化保护、研究、弘扬工作提出了新的要求。2019年10月26日，中共甘肃省委作出了《关于深入开展向敦煌研究院先进群体学习活动的决定》。
甘肃省敦煌市东南25公里处，鸣沙山东麓、大泉河西岸的断崖上，莫高窟像一颗璀璨明珠伫立了1650多年。经过公元4至14世纪一千多年的营建，在这里留下了数不胜数的文化瑰宝。之后因明朝嘉靖年间封闭嘉峪关，敦煌百姓东迁关内，莫高窟近500年间处于无人管理、任人破坏偷盗的境况，神圣的佛教艺术殿堂变成了破败不堪、满目疮痍、病害频生的废墟。直到1900年，藏经洞被王圆箓发现，让沉寂了近500年的莫高窟重新回到了人们的视野，但同时也致使藏经洞文物惨遭外国列强劫掠，造成了中国文化史上的空前浩劫。
1935年秋的一天，留学法国的常书鸿在巴黎塞纳河畔一个旧书摊上，偶然看到伯希和编辑的一部名为《敦煌图录》的画册，方知在祖国内陆大漠深处有个地方叫敦煌，第一次知道在敦煌莫高窟还保存着如此精美绝伦的古代壁画和雕塑，他为祖国的落后闭塞和国人的愚昧而羞愧，内心受到了极大震撼。1936年，他放弃了优越的生活条件和工作环境，毅然回到祖国。1944年，在于右任、向达、徐悲鸿、张大千、高一涵、梁思成等一批有识之士的大力倡导和社会各界的声援下，国立敦煌艺术研究所正式成立，由常书鸿担任首任所长，这标志着莫高窟收归国有，由此结束了敦煌莫高窟近500年无人管理、任凭损毁、破坏和偷盗的历史。随后，段文杰、郭世清、孙儒僩、黄文馥、欧阳琳、李承仙、史苇湘……一批又一批后来成为杰出敦煌学者的年轻画家们追随而来。
常书鸿，被誉为“敦煌守护神”。他和他带领的有志青年，从大城市来到风沙呼啸、荒凉寂寞、交通不便、生活艰苦的西北边陲敦煌，面对破败不堪的石窟，面对风沙弥漫的茫茫戈壁，面对没有办公用房、没有宿舍、没有电、没有自来水、经费拮据、职工缺少、办公设备匮乏等极其艰苦的工作和生活条件，他们把莫高窟九层楼前的破庙当作办公室，将马厩改造成宿舍，睡土炕、用土凳子、土桌子、土沙发，在极其恶劣的自然条件下，大家用着油灯，喝着大泉河的苦涩咸水，面粉自己磨，伙食自己管，购买生活用品或是看病求医还要步行横穿五十里沙漠戈壁去敦煌县城。当时，莫高窟一层洞窟基本是被流沙掩埋的，他们几乎用双手清除了数百年堆积在300多个洞窟内的积沙，修建了长1000余米的围墙；当时，夏秋季节里渠水多是浑浊的，从水渠里打到的几乎是泥浆水，只能提回家里让泥浆慢慢沉淀后再用，而且在漫长的冬季冰冻期间，只能在河滩上凿冰块，背回家放在火炉边让其慢慢融化；当时，在洞窟内临摹壁画非常困难，因为洞窟坐西朝东，上午窟内光线还有一点，下午基本就没了光线，只能一只手提煤油灯，一只手临摹壁画；当时，临摹壁画所用颜料几乎很难买到，只能自己寻找有颜色的矿物质研磨制作……但他们没有退缩，也没有放弃，齐心协力，艰苦奋斗，克服和战胜了常人难以想象的艰难困苦，一起种树、一起凿冰、一起劳动、一起修墙、一起清沙、一起临摹，竭尽全力开展窟内及窟前积沙的清理、洞窟测绘照相、洞窟编号、内容调查、壁画彩塑的临摹复制及补修等一系列力所能及的保护工作，开创了敦煌文物的保护、研究事业，为以后敦煌文物事业的持续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莫高窟处于茫茫沙漠中，几乎处于与世隔绝的状态，在新中国成立后的很长一段时间里，艰苦的日常生活和简陋的工作条件依然长期存在。但是他们不计名利得失，依然坚守在莫高窟临摹壁画、保护、考古发掘、研究文献的岗位，都心无旁骛、乐在其中，即使“文革”时期，虽业务停顿，但全体职工对保护敦煌艺术宝藏的认识和态度完全一致，使敦煌石窟文物未受到丝毫破坏。从1957年的“反右”运动再到后来的“文化大革命”，老一辈莫高窟人的心智再次受到了更加严酷的考验，段文杰当了“猪倌”；史苇湘做了“羊倌”；欧阳琳、李贞伯、万庚育在研究所里放羊、喂猪；毕可被扣上“右派分子”的帽子，被遣送到酒泉夹边沟农场接受劳动改造；贺世哲成了“反革命”，被开除党籍、开除公职送回老家；孙儒僴、李其琼被再一次戴上了“帽子”遣送回四川老家修建水电站。然而，他们凭着宽阔的胸怀和无私奉献的精神，始终没有倒下去，“文革”以后，国家平反给他们落实政策，竟然没有一个人要求离开敦煌，最后都回到了莫高窟，继续坚守大漠，他们就像是一群“打不走的莫高窟人”，被莫高窟像磁铁一样吸引着。
肩负保护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使命，一代代莫高窟守护者在敦煌一留就是一辈子。从第一任院长常书鸿、第二任院长段文杰、第三任院长樊锦诗、第四任院长王旭东，到现在第五任院长赵声良，75年发展历程5任院长，在国内任何机构实属罕见。在他们的带领下，几代莫高窟人始终围绕“保护、研究、弘扬”的工作方针，在边远荒寂、风沙弥漫的大漠戈壁中，以执着的信念和满腔的赤诚，传承和弘扬“莫高精神”，使敦煌研究院从无到有，从小到大，从新中国成立前的18人，到20世纪60年代的40多人，再到如今的上千人；从当初的初、高中学历为主发展到现在高级专业技术职称达到93人、中级专业技术职称129人、博士学位研究人员33人、硕士学位研究人员102人，本科以上学历人数占全院在编职工总数的83.2%，专业技术人员占比达79%，他们代代传承、接续奋斗，有力推动了人类文化遗产“保护、研究、弘扬”事业持续不断向前发展。更让人惊讶的是，在这些职工中竟有100多对夫妻，还有200多名工作超过30年以上的专家学者和管理服务人员，在他们身上，体现了对初心使命的矢志不渝，体现了“择一事、终一生”的坚定信念。
在与莫高窟九层楼相望的山上，有一片敦煌研究院的公墓区，这里安葬着常书鸿、段文杰及其他20多位敦煌文物事业的先辈。他们生前守护莫高窟，逝后长眠地下，也永远地坚守在大漠，守护着莫高窟。如今，年逾80岁的樊锦诗、李云鹤等第三代莫高窟人仍然都坚守着工作岗位，还在为第二卷敦煌石窟考古报告和壁画而尽心竭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