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今，随着“一带一路”倡议的不断开展。曾在古代丝绸之路上出现、流通的钱币，以其精湛的铸造工艺、丰富的品种以及浓厚的货币历史文化底蕴，成为艺术品收藏颇具热点的板块。其中，银锭的市场行情表现尤为抢眼。
古代“丝绸之路”不仅仅是一条“政治之路”“外交之路”“和合之路”，也是一条“货币之路”。在一次次的东西方交流中，中外货币作为贸易活动的重要载体，带动商贸往来的同时，见证了东西方文化交流、经济合作的历史。
海上丝绸之路的起点
银锭作为称量货币在中国有着悠久的历史，它们以白银熔铸而成，因以“两”作为主要货币单位，也称“银两”。银锭具备货币职能始于汉代，明代盛行，清代开始作为主要货币流通。1935年，中国进行法币改革，彻底摒弃银本位制度，白银正式退出货币体系。
作为中国钱币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银锭在中国货币发展史中占有重要地位。除其本身的金属价值外，更具有历史、经济、铸造工艺、文化艺术等学术研究价值。
自1970年开始，海外收藏界的前辈就开始了银锭的研究与收藏;2000年以后，银锭收藏在中国内地蔚然成风，形成了专门的收藏门类，发展出人数可观的收藏群体，并有多部高水准的研究专著问世。
那么，在绵延数千公里的古丝绸之路上，商旅往来，使节奔走，这些白花花的银两又起到了什么作用?古老而神秘的银锭背后究竟有什么故事呢?
寻根溯源，一切还要从古代海上丝绸之路的发源地——广州说起。本文便以两枚清代广州十三行翘楚——怡和行所铸的十两税银，揭开那层神秘的面纱，一同去领略百年前中西文化交融的辉煌。
如今的广州，一直是南方地区的经济、政治、文化的重地，也是“一带”和“一路”紧密对接的重要平台，以及落实“一带一路”倡议不可替代的经济支撑点。而历史上的广州，自古就与海外港口有着密切的贸易往来和交流。
秦汉时期，从广州出发的商船已抵达东南亚一带。
南北朝时期，释迦牟尼佛第二十八代衣钵传人达摩从古印度沿着海上丝绸之路在绣衣坊码头(今广州市荔湾区下九路西来初地)登岸。
唐代，广州成为中国第一大港，众多外国商人聚居于“番坊”(今广州市越秀区光塔路一带)，朝廷设立市舶使院管理对外贸易。至贞观年间，中国与南洋及波斯湾地区有6条定期航线，都集中在广州。其中，广州—南海—印度洋—波斯湾—非洲东海岸诸国航线，途径90多个国家和地区，被称为“海上丝绸之路”。
宋元时期，广州对外贸易蓬勃发展，朝廷设立市舶司，海山楼(今广州市越秀区北京南路附近)成为接待外商的场所。
时至明代，朝廷改海山楼为市舶提举司署，并在西关建怀远驿(今广州市荔湾区十八甫路)，供前来朝贡的贡使和随从居住。而到清代，朝廷于顺治十三年(1656)颁布禁海令，但广东的海上贸易仍禁而不绝。康熙二十三年(1684)，康熙皇帝为了振兴沿海地区长期凋敝的经济，以国计民生为念，实施开海通商政策，在东南沿海设立粤、闽、江、浙四大海关，作为管理海上对外贸易的行政机构。乾隆二十二年(1757)，由于当时国际形势和民族矛盾的升级，朝廷决定实行“一口通商”政策，只保留粤海关独家管理对欧美贸易事务。至此，广州成为清政府许可的唯一通商口岸。
清 广东“怡和 嘉庆十四年 正月太聚”十两砝码锭
此为左京华主编《丽庄藏中国银锭》第131页337号图片原物
“十三行”借垄断而腾飞
彼时，清政府将所有的外国来访者通称为“洋鬼子”，觉得他们不通情理，“孺子不可教”，把他们的对外贸易称为朝贡贸易，把外国人称为“贡商”，不但不给予平等的待遇，而且还要用种种禁令对其进行限制。因此，清廷明令规定外商不能直接与中国商人接触，外国商人来华交易，都要找指定的行商作为贸易的代理，这些指定的行商所开设的对外贸易行店，就是“十三行”。十三行是洋行的前身，原指清代专做对外贸易的牙行，因最初有13家而得名。
当一艘来自西方、满载货物的商船到达广州时，船长要做的第一件事，就是命人与十三行中的某一商号进行联系。外国商船的大班(船长)、二班，可以住在“行”中，其余人员只能住在船上，不准上岸。所有进出口货物一律由“行”承办。然后，十三行从船长那里收取各种官方的、半官方的、非官方的费用和礼品，再将这些费用转交给相应的官员。
明清时期，广州的外贸全属官营，而十三行成为当时中国唯一合法的“外贸特区”长达一个半世纪。在这一时期，广州以其在海上丝绸之路得天独厚的地位，以及与“丝绸之路经济带”内陆省份商贸的密切关系，贸易一直处于高速发展的黄金时代。
遥想当年，十三行内外樯桅林立，彩旗飞扬。十三行行商通过清政府特许的外贸垄断特权，从外商以及行外商人处巧取豪夺，积聚了巨大财富。据《中西纪事》记述：“粤中初设洋商通事，洋行据为垄断之利，诛求不已，串通官吏，规费日增……大班来粤者，率寄寓洋行，行人事之唯谨，然所以朘削之者无所不至，又与关吏因缘为奸，课税既增，则规费抽用亦增，有取之十倍二十倍于前者。”
清初著名诗人屈大均有诗云：“洋船争出是官商，十字门开向三洋。五丝八丝广段好，银钱堆满十三行。”可见当年广州十三行的兴盛。而十三行行商中家财最为丰厚又最有势力的，当属伍秉鉴家族的怡和行，也就是前述两枚银锭的铸造商。
名震中外的中国首富
说起怡和行，不得不提及它的行主——伍秉鉴。在中外经济学研究者眼里，伍秉鉴早就是清中期大名鼎鼎的人物，但对很多普通人来说，伍秉鉴这个名字还有些陌生。2001年，美国《华尔街日报》(亚洲版)在“纵横一千年”专辑中，做了1000年来全世界最富有的前五十人排名。他们大多是各国的豪门望族，其中，有6名中国人榜上有名，他们分别是成吉思汗、忽必烈、刘瑾、和珅、伍秉鉴和宋子文。六人中，广州十三行翘楚——怡和行主伍秉鉴是唯一的商人。为何他会被列入世界巨富的行列? 伍秉鉴又到底有多少钱呢?
伍秉鉴(1765—1843)
广州十三行怡和行第二代行主，为19世纪前半期广州商界的领袖人物，也是当时世界上最富有的商业巨头。
据史料记载，道光十四年(1834)，伍秉鉴的私人资产已达2600万银元，折合白银2000万两(相当于人民币50亿元)。2000万两白银是个什么概念?当时清政府全年的财政收入约4000万两，伍秉鉴的资产顶大清朝半年的财政收入。道光年间的两广总督林则徐，一年的俸禄仅约2万两，若要攒到伍秉鉴那样的财产，则需要不吃不喝1000年。
由此可见，伍秉鉴这个清中期“中国首富”，真乃名副其实。在西方人的眼中，伍秉鉴已然成为世界级富豪。
这富可敌国的巨额财富，其全部来源是伍氏的家族企业——怡和行。怡和行于乾隆四十九年(1784)由伍秉鉴之父伍国莹开设。伍国莹系早年广州潘家同文行的账房，不仅做会计，还参与同文行的资产管理和贸易投资业务，积累了大量对外贸易的经验。
乾隆四十八年(1783)，伍国莹在英国东印度公司的扶持下，建立起自己的商号——怡和行。伍国莹的商名为“浩官”(Howqua)，并为其子孙沿用。以“官”作为人名的一部分，本是古代一种尊称，代表一个人的社会地位。后来，被初到中国的洋人误认为是真实姓名，结果约定俗成，以后的行商也都被称为某某官。
嘉庆六年(1801)，即伍国莹死后第二年，其子伍秉鉴继承父业，掌管怡和行，由于他的苦心经营，很快就积累起巨额财富，使怡和行成为广州十三行行商中的佼佼者。嘉庆十二年(1807)，怡和行跃居行商第二位，嘉庆十八年(1813)，清政府在行商中设立总商，伍秉鉴位居总商之首。
在西方商人眼中，伍秉鉴是一个“诚实、亲切、细心、慷慨且富有”的人，曾有许多关于伍秉鉴的趣闻逸事在外商中广为流传。例如，一位波士顿商人和伍秉鉴合作一项生意，由于经营不善，欠下伍秉鉴7.2万银元的债务，因无力偿还，迟迟无法回国。伍秉鉴得知后，对波士顿商人说：“你是我最好的老朋友，是一个诚实的人，只不过是运气不好。”说罢，亲手将借据撕毁，向对方表示他们之间的账目已经结清。
又如，约翰·穆瑞·福布斯还是一文不名的学徒时，曾在中国以贩卖茶叶为生，当时的他虽对做生意兴趣浓厚，却苦于英雄无用武之地。伍秉鉴慧眼识人，将福布斯介绍到美国人罗素开办的旗昌洋行工作，后将其收为义子，无偿赠予50万墨西哥银元，助其回美国投资兴建铁路，从而成为美国的铁路大王。
众多慷慨之举，令伍秉鉴声名远播，在美国脍炙人口达半个世纪之久。他的商名“浩官”也成了发财致富的同义词，以至于美国波士顿的一艘商船也冠名“浩官号”，并引以为豪。同时，“怡和行”在中外商界也是极为响亮的名字，就连英国行号查顿·马地臣商行，其中文行名也借用了伍家“怡和行”的老字号，称“怡和洋行”。彼时，外国商人都认为伍秉鉴是行商中最可靠的人，即使他业务繁忙，收费较高，依然愿意同他做生意，因为怡和行在时间和质量上都有保证。
正是由于伍氏家族三代人几十年的不懈努力，至19世纪中期，怡和行一度成为世界级的跨国财团。不但在国内拥有地产、房产、茶山(武夷山)、店铺和巨款，甚至让银子变成资本，在外国投资铁路、证券与保险业务，生意遍及美国、欧洲、印度和新加坡，伍秉鉴也被西方经济学者誉为“天下第一大富翁”。
1805年至1806年期间，商务高度繁忙的广州商馆区风貌图
自铸银锭代缴关税
那么，蜚声中外的怡和行本已是“金山珠海”，不缺银钱，又为何要铸造带有自己行号的银锭呢?原来，自乾隆初年开始，粤海关每年向内务府造办处送交白银五万五千两的固定资金，其中更有24%的税银划归宫廷内务府，支持皇室财政的运转，可谓皇室的一个“小金库”。乾隆二十二年(1757)，广州“一口通商”以后，粤海关的地位更为重要，粤海关的税收是清政府财政收入的重要来源之一。
而此时的广州十三行，业务也不再局限于对外贸易，除承销外商进口商品外，还要代表外商缴纳关税，代表政府管束外国商人、传达政令、办理一切与外商交涉事宜，成为既有商业职能，又有政治、外交职能的特殊商行。所以，行商与其说是经营对外贸易的商人，毋宁说是清政府的外交官。
为了保证关税的及时征收，清政府还规定：行商如有“欠饷之案，俱移会督抚，将乏商家产，查封变抵，其不敷银两，着落新办行业之新商，代为补足。如行闭无人接开，众商摊贴完结”。希望以“行商”制度，达到“以官制商，以商制夷”的目的，将夷人隔绝于中国主流社会和官宦阶层之外。
据史书记载，广东税银有3种，即藩纹、盐纹、关纹。藩纹系各州县铸造的上解税银，是广东银锭中最常见的品种。盐纹是各州县上解的盐税锭。关纹则为粤海关银锭，用于交纳关税。
后世创作的外国商人在广州十三行店铺购物的场景图
然而，在“行商”制度的压力下，为了便于与其他洋行代缴的关税银相区分，十三行行商往往将收来的白银倾销、铸造成带有自己行号的银锭，用于代缴关税。这种商铸银锭保留了广东砝码锭的全部特征，规格与官锭无异，只是锭面上方横戳的铭文变成了各行的行号。
也许是因为非官方主流税银的缘故，由广东十三行行商铸造的银锭，自古一直被人们所忽视，留存至今者极为罕见。文中的“怡和”十两砝码锭，由十三行翘楚怡和行所铸，目前发现仅约5枚。
北京诚轩拍卖有限公司在2011年春季拍卖会，一枚著录于陈鸿彬编著《树荫堂收藏元宝千种图录》的“怡和 道光四年 十月大隆”十两砝码锭，以126.5万元的高价成交;在刚刚落下帷幕的北京诚轩2017年春季拍卖会上，一枚著录于左京华主编《丽庄藏中国银锭》的“怡和 嘉庆十四年 正月太聚”十两砝码锭，以69万元成交，可鉴其珍。
十三行是一个地名，十三行是一片商馆区，十三行是一个商人群体，十三行是一种贸易体制，十三行在中国海上丝绸之路中占据重要地位。在这里，中西文化被巧妙地融会贯通，涉及经济、政治、文化等各个领域的事件频频发生，影响深远至全国乃至世界。
如今，历史虽已远去，但我们仍然可以从十三行所铸银锭等历史文物中，寻觅到当年十三行一度辉煌的历史痕迹与丝绸海道上繁荣的贸易情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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